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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1月5日电 题：甑皮岩遗址见证了华南古人类怎样的生活图景？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付永旭

作者 周利朔 欧惠兰 蒋丰慧

中国华南地区，文献对其史前文化鲜有记载。甑皮岩遗址的发现，揭开了华南史前文化的面貌。

甑皮岩遗址见证了万年前古人类怎样的生活智慧？其考古成果能让人们对迥异于黄河、长江流域史前文化发展的华南模式产生怎样的认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付永旭就此接受“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甑皮岩遗址是如何发现的？出土了哪些重要文物？

付永旭：甑皮岩遗址位于广西桂林南郊的独山。1965年，甑皮岩遗址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在桂林地区组织的文物普查中发现。1973年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对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由于出土文化遗物丰富、地层堆积复杂，大规模的发掘工作持续到1975年。

1973年至1975年的首次发掘，确认了甑皮岩属于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引起考古学界、体质人类学界、古生物学界、古动物学界以及岩溶地质学界的关注。1978年，桂林市在原址建立“甑皮岩洞穴遗址陈列馆”，该遗址先后被公布为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在华南地区史前考古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洞穴遗址。

受时代局限，甑皮岩遗址的首次发掘未能很好判明地层叠压关系，早年的发掘也未能形成完整的发掘报告，限制了一些重要学术课题的研究。

为了解华南史前文化，解决遗址面临的诸多难题，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甑皮岩遗址进行了第二次正式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带有明确的学术目的和课题意识，课题实施之初，有关方面积极组织陶器研究、石器研究、实验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体质人类学等各科技考古领域专家参与发掘研究，在当时被认为是考古学界多学科合作研究的典范。

第二次发掘出土了石器加工场、用火遗迹和墓葬等遗迹，以及石器、骨(角)器、蚌器、陶器和大量动植物遗存。石器主要是各类型打制石器，包括石锤、砍砸器、切割器、尖状器等；骨(角)器包括骨(角)锥、骨铲、骨鱼镖、骨针；蚌器为穿孔蚌刀。

记者：甑皮岩遗址还原了万年前古人类怎样的生活图景？

付永旭：据不完全统计，在对甑皮岩遗址的历次考古发掘中，共出土各类型文物10000余件，其中最令国内外考古界瞩目的是距今约12000年前的素面夹砂陶器，这也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制作方法最原始的陶器之一。

遗址中发掘出的大量螺蚌等软体动物的介壳，构成了甑皮岩遗址地层堆积的主要组成部分，足见甑皮岩人对螺蚌等的大规模利用。同时，遗址中还发现大量野生动物遗骸，其中包括两种已经灭绝的动物——秀丽漓江鹿和桂林广西鸟，还有全国最早的桂花种子——距今约10000年已经炭化的桂花籽核。

综合已有的各种资料，基本可以推测，在距今12000年至7000年前，甑皮岩人过着丰富的渔猎采集生活。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桂林地区就拥有富集的自然资源，适宜人类繁衍生息。

记者：甑皮岩遗址在中国史前文明多元一体进程中有着怎样的意义？为何说甑皮岩人属于南方和部分东南亚人祖先？

付永旭：甑皮岩文化是史前中国多元一体进程的重要文化源流之一。甑皮岩人所初创的陶器及由此演化、延伸出辐射整个华南地区的夹砂绳纹圜底陶器传统，以及他们对块茎类植物栽培的探索，代表了华南地区对早期人类生业形态、陶器起源及发展、原始农业培育等早期文化的探索和思考，为史前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营养及物质支撑，成为中国早期文明发生、发展的基础之一。

受常年高温高湿环境的影响，南方地区的红土酸性较高，地下埋藏的有机质文物极难保存下来。在甑皮岩遗址中所发现的20多具人类遗骸，为研究华南地区早期人类演化发展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材料。体质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甑皮岩人属于蒙古人种南方亚种，同时甑皮岩人头骨上也表现出若干“赤道人种”倾向。这种“赤道人种”倾向应是受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柳江人的体质特征影响而形成的，在体质特征上有一定的承袭关系。

体质人类学研究的聚类分析也表明，在现代华南人和东南亚人的形成过程中，甑皮岩人的基因起到了重要作用。现代华南人和部分东南亚人与当地古人类人群之间存在比较密切的关系，即他们是在当地古人类居民的直接血缘关系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融合中形成的，甑皮岩组古人类居民对他们体质特征的形成贡献了很重要的基因元素。因此可以说，甑皮岩人是现代华南人和东南亚人的古老祖先之一。

记者：遗址发掘发现的陶器如何佐证中国是陶器发源地之一？

付永旭：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最早利用化学变化改变原料天然性质的开端，是史前人类最重要的技术发明之一，也是人类社会由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目前，最古老的陶容器是出现在中国华南地区的陶容器。

其中，甑皮岩遗址距今12000年前出土的陶器，制作技术采用原始的捏制而成，陶胎最厚处达到3.6厘米，羼(chàn，意为掺杂)和料为石英颗粒，其中最大粒径达到1.1厘米至1.5厘米，烧成温度极低，不超过250℃。这表明这些陶器具有非常原始的特征，处于陶器出现的初始阶段。

同时甑皮岩遗址地层堆积较厚，地层关系清楚，陶器演变轨迹清晰，为认识陶器起源及发展提供了相当完整的素材。此外，在桂林地区的大岩、庙岩等遗址中，也发现有原始陶器，证明陶器在本地区出现是一种普遍现象。

已故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认为，陶器的起源“有的地方与农业的生产有关系，有的地方则与相对定居的生活和集约的采集经济有关系”。

目前来看，华南地区相当多的洞穴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水生软体动物的遗骸，预示着史前人类在大量捕捞和食用这些水生软体类动物。正是这种大规模资源的利用，才可能是促使该地区人类发明并使用陶器的重要或直接原因。甑皮岩第一期陶器出现后，在此基础上，甑皮岩人后来陆续发展技术，并形成敞口、束颈、溜肩、鼓腹、圜底夹砂绳纹陶这一标志性器型，制作上以捏制及贴片工艺为主，在华南地区广为流传。(完)